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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些事情,原来报备就可以了,在疫情期间改成了审批,就再也改不回去了。比如级别不高的公务人员周末去外省市,比如一些教授学者会见外国人,等等。

有一些规定原本是针对党政官员的,后来扩大到了各国有机构里的在编人员,再后来又扩大到那些机构的非党员和非在编的应聘基层负责人。

还有一些规定是特定时间内的,针对了具体事情,但是事情过去后,规定变成了常设的……

▲防疫政策放开后,社会上开始呼吁重新开放大学校门,但同时有反对声音称这会增加学校的管理成本,增加风险,影响到学生的学习生活。目前支持大学开放校园的声音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,但是高校各自的进出校园政策依旧各不相同。

所以传达、学习越来越多,填报的表格和要写的总结报告越来越多,各地政府对社会实施管辖的范围不断扩大,机构内部对人员的管理不断变细……老胡只是举了层层加码的几个简单例子,它们是当前部分情况的缩影。

层层加码表面看是负责任的,其实恰恰是不承担责任、管理者自求安全的表现。因为管的严点,别出事,可批可不批的不批,最符合“求平安”管理者的利益。管得严,即使出了问题,对上也好交代。

然而,像我上边举的那些例子,能出啥事啊?即使“出事”了,绝大多数情况也属于“屁大点事”,根本不值得惊慌。我们的社会需要有基本的承受力,各地各级官员首先不能太脆弱了,要从机制上鼓励担当,把大家的大部分注意力从“确保不出问题”转向开拓创新上去。